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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，余华上了热搜。
一张他现场讲解中高考作文的照片在网上热传，引发了不小争议。
有些网友质疑：余华怎么能教中学生作文呢？??
许多人对余华的印象，还停留在他那本《活着》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小说被张艺谋改编成的电影《活着》，被誉为是张导的最好作品（很多人说没有之一）。
“人活着，就比什么都强，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你可不能去寻死啊！”电影临近尾声，葛优饰演的福贵喊出了这句经典台词。
而在电影播出后的十年，一部纪录片更为直接地抛出生与死的「对立」——
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
（ToLiveIsBetterThanToDie）
这部只有86分钟的纪录片，浓缩了一个五口之家的一年四季。
可这不是一次温情脉脉的记录。
五口人，有四人感染艾滋。“好死”还是“赖活”，对这个家庭而言，已经不再是一种选择。
01.
某种程度而言，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可以算是导演陈为军的成名之作。
为了拍摄这部片子，他不得不把摄像机藏在硕大的化肥袋子内，再伪装成当地农民，步行十里避开文楼村的层层关卡潜入。
“我想，人们很少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人，更没有机会直面一个艾滋病家庭，绝对没有机会进入到有这么多艾滋病人的一个家庭，看看他们怎么样地去度过一个春夏秋冬。我想用我的眼睛，用XL1的镜头，让很多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，看到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。”陈为军这样讲述自己拍摄这部影片的动机。
从年的初夏开始，陈为军和马深义一家朝夕相处。这个过程里，陈为军既是导演，也是摄影师，同时还要顾及灯光、声音、采访。
而最终完成的纪录片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，荣获多项国际奖项提名，并最终斩获了年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。
影片一开场，是漫天的烟花、震天的轰鸣，宣告着新年的热闹。
可配上的文字那样沉重，寥寥几句，陈为军便交代了背景。
他以这样的方式，带着观众一同步入那个真实的时间、真实的地点，重回一个不加粉饰的世界。
02.
年夏至，和煦的阳光打在文楼村的一处农家小院里。
院内，各种农具散落四处，像是许久没有人收拾过。屋里没有灯，看上去如同一口黑窟窿，深不见底。
昏暗的屋内，忽然传来声声撕心裂肺的哭喊。
一个瘦削的女子躺在一张用大竹篓做成的床里，隔着胡乱拉扯的蚊帐，猛嚎了几声后，她又冷笑起来。
正在喊叫的人，叫雷妹。三五步路就能走完的小屋，是她跟丈夫马深义的家。
他们所在的文楼村，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，是中国最早被发现的艾滋病村。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文楼村掀起“卖血脱贫”的热潮。为了维持生计，雷妹跟马深义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卖血大军。
卫生条件本就堪忧的采血站，违规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，让不少村民因血液传播感染了艾滋病毒。
不幸中招的夫妻俩，又因知识普及不到位，继续孕育了两个孩子——马荣和马占槽由于母婴传播同样染上了艾滋。
雷妹觉得，一切都是自己的罪。
雷妹和马深义结婚九年，家里一共三个孩子。
大女儿马宁宁上小学二年级，跟妹妹马荣比起来，她的脸蛋更加肉乎乎、红扑扑——年出生的宁宁幸免于难，是这一家五口里唯一没有感染艾滋的人。
小儿子马占槽只有几个月大，还不会走路，也不会说话。
因为母婴传播感染艾滋，马占槽抵抗力极差，吃喝都会腹泻。马深义要照顾妻子雷妹，无暇顾及，索性就让儿子光着屁股在院里爬。
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后，雷妹走到一张条桌前，虔诚地拜了拜神。
她如此沉迷地重复着跪拜动作，身上的苍蝇飞了又回，最后停在她嶙峋的背脊上。
雷妹一边磕头，一边自我鞭挞，希望得到山神们的饶恕。她觉得只有这样，才能感到舒坦。
03.
中国人都挺忌讳死亡的。可在这个村子，死亡成了一件“理所当然”的事情。
马深义说过，他们文楼村，有“五多”：
卖血的多、发病的多、小孩失学的多、孤男寡女多、孤寡老人多。
而在纪录片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一闪而过的镜头里，坟冢累累，触目惊心。
当身边的亲人、邻居，一个一个接连着死去，而你，也一步步地迎上他们都曾经历的过程，踏入被宿命寸寸追赶的路途：瘦骨嶙峋、精神涣散、体重急速下降、神志不清也认不得人、最后喘不上气……
死亡，就变成了一件只需等待的事情。
马深义和雷妹也不忌讳讨论死亡。他们总在提及“死”这个字眼，恨恨地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夫妻俩反复讲些泄气话，“还不如死了！”，可一想到孩子，心里酸酸的，觉得愧对，又不知所措。
马深义担心的是，若有一天，他跟雷妹都死了，三个孩子怎么办？没有感染艾滋的宁宁还好，可小荣和弟弟呢？
没有人能告诉他答案。
04.
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选择用中国传统节气串连起时光的流逝。
导演陈为军在片中没有出镜，却时常同这一家人闲聊。言语往来之间，能够听出这个家庭曾拥有过的温馨。
当死亡一天天临近，生命愈发沉重不堪。
秋日的下午，已经失去神志的雷妹躺在板车上。苍蝇在她的脸上、身上飞飞停停，可她连赶苍蝇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年临近霜降，雷妹死了，就在她定期去打吊瓶的小诊所里。马深义在一旁，看着妻子一点一点断了气。
影片对于发生其间的遍地狼藉也毫不避讳：
没钱了，无法外出打工的马深义牵着二女儿去县长办公室门前磕头，多拿了两三百的救济金。
雷妹去世后不久，便有人给马深义介绍对象——一位刚失去了丈夫的女人，也携带了艾滋病毒，可她嫌弃马深义的条件不好，不愿意。
直到雷妹去世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需要依照习俗请神，在村里老人帮忙写牌位时，才知道她的名字其实不是“雷妹”而是“雷媚”。
又是一个新年。
马深义在门楣上贴好了紫色底子的对联，他还告诉陈为军，来年就该换上绿色的。
影片，就在一阵鞭炮响中，步入尾声。
对于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，大家评价不一。它在国际各类电影节上获奖不少，可这样的一种社会叙事，并不太能被所有人理解并接受。
许多观众苛责导演陈为军，认为这是一种刻意揭短，是故意掏出伤口对外展示。
但对于这一切苦难，陈为军从来没有直接宣示自己的观点，更没有做出任何社会学式的分析，只是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境况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从中看到的，不是只有绝望。
我们看见厄运降临，看见走投无路没有光明，可也同样看见马深义鼓励已经会走的儿子跑起来，看见他在失去了妻子的那个新年，给孩子们一个一个穿上新衣，盘算着准备的炸鱼跟肉够不够吃，给期末考试成绩不错的女儿宁宁买了新书包作为奖励。
陈为军自己这样评价影片：
“我觉得这个片子最成功的地方，是马深义这一家，面对这样大的一个灭顶的灾难，他们表现出来的最符合生命本质的一些东西。
“死对马深义来说，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解脱。但是他没有，他还有孩子，他还要教孩子走路，给孩子吃饭。
“他们也知道艾滋病会死，周围就有那么多人在死去。他们只有对生命最简单的要求，像雷妹说的，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。”
或许，这就是陈为军给这个故事命名为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的原因。
想起了鲁迅先生曾写过的一句话：
人必生活着，爱才有所附丽。
撰文-稻来君
图片来自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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