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周去武汉签售了。
其实武汉基本每年签售都会去，以前一般是出版社和书店方面的邀约，但这次略有点特别，因为是年初我自己向出版社编辑要求的。
签售会结束后，读者老蒋开车带着我，和其他几位读者一起吃了顿晚饭。
晚饭开始前，老蒋提了个倡议：
“我建议，大家边吃边聊，可以每人分享一个疫情期间武汉的故事，可以关于自己，也可以是自己看到或听到的。”
席间除了我有七个人，于是就有了下面七个小故事。
1、老蒋的眼泪
老蒋说，整个疫情期间，他一共流过两次眼泪。
一次是李文亮去世那天晚上，他哭了。
另一次，是他接到一位好友妻子的电话。
他的好友，在春节前按原先计划带着丈母娘和两个女儿去日本旅游了——妻子因为突发情况必须在岗不准请假，所以没法同行。1月23日，武汉封城，老蒋的好友一家滞留在了日本，而好友的妻子一个人留在了武汉城内。
那些天，武汉的马路上空空荡荡，人人足不出户，但孤身一人的妻子依旧每天还要去上班，而且连轴转，压力和强度都非常大。
因为，医院的护士长。
直到有一天，那位连续加班的护士长给老蒋夫妇打来一个
“我确诊了，好像还挺严重的。”
护士长之所以给老蒋家打电话，是因为她不想告诉当时还在日本的亲人，怕他们担心。
但遇到这种情况，总想找人说说话。
老蒋说，当时他和自己妻子在厨房，听到电话里传出那句话，夫妇俩在厨房里止不住地流泪。
“那是自疫情爆发以来，我身边第一次有关系如此近的人感染了新冠，那种难受的感觉真的忘不了。”
之后，每天上午10点，老蒋就会代表朋友们给护士长打个电话，问问她的身体情况，陪她说说话。
在那段时间，护士长的丈夫在日本也发烧了，被隔离——老蒋同样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还在病床上的护士长。
所幸，丈夫后来证明只是一般的感冒。但那段时间，老蒋还是很难过：封城期间，作为朋友，自己能做的也就这些了。
就像老蒋的一些朋友，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老蒋喜欢打网球，在武汉有个网球小圈子，其中有几个球友是自己开餐馆的。当时正好是春节到来之前——开餐馆的都知道，要进大量的食材备货。
疫情一起，所有的食材全都白进了，餐饮业损失惨重。
老蒋身边的这几个开餐馆的朋友，就把原先进的食材做成盒饭——不是卖，而医院送，免费送，给医生，给护士，给所有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。
“那段时间，医生和护士盒饭的菜都是牛排、羊肉，甚至还有野生甲鱼。”
老蒋说，网球群里的其他球友帮不上什么忙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：封城禁令取消后，每次网球活动结束，大家的聚餐地点轮流放在这几位球友开的餐馆里，“多少我们也做些贡献”。
对了，那位护士长妻子，最后抢救了过来，她的家人是到直到3月份解除隔离回到国内，才知道这件事的。
身体一恢复，她就又回到了岗位上。
就在不久前，老蒋的女儿生病，医院，又碰见了那位护士长。
护士长戴着护士帽和口罩，和之前一样前后忙碌着。
其实老蒋的女儿出生时就是那位护士长接生的，从小到大，她们都很熟。
但那天，女儿忽然拉了拉老蒋的衣角，说：
“爸爸，你有没有觉得？我觉得阿姨的眼睛真美。”
2、Alice的无助
其实有点后悔让Alice说自己的故事。
因为没说几句，她就开始哭了。
大年初三那天，她的父母拿到了报告：双双确诊感染上了新冠。
当时Alice觉得自己的天都塌了。
那段日子，对Alice而言刻骨铭心：
因为确诊感染，两位老人被隔离在家；
医院暂时没有床位，两位已经年过六十的老人，医院检查和治疗；
因为封城期间没有交通工具，两位老人每天只能相互搀扶，医院。
那天，全身穿医院就诊大厅排队取号的时候崩溃了——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她嚎啕大哭，然后拿出手机给Alice打
“女儿，我们不治了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了。”
Alice在电话那头泪流满面：
“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我妈哭过，她很要强的……”
让Alice最难受的，就是她作为女儿，在那段时间不能陪在父母身边——她家的小区出现了确诊案例，已经封锁了，且二老无论如何不让Alice来陪。
Alice的丈夫也是医生，也早早顶上了第一线，每天下班不能回家，必须隔离。
那段时间，Alice一个人隔离在家，每天就只能拿出父母的相片，反复看，边看边流泪。同时，她开始后悔：为什么当初父母叫她周末回家吃饭，她老是以各种事由推掉了呢？
“这辈子，我不会就见不到他们了吧……”
那是那段时间，Alice脑海中闪现出最多的一个念头。
小区里的居民都知道了Alice家的事，对她都很关心，这让她多少感到一丝宽慰。有一次，有邻居在她家门口放了几条活鱼，但Alice从来没杀过鱼，就在小区群里求教该如何杀。
没过多久，一位楼上的大叔戴着口罩、穿着防护服来敲Alice家的门。Alice开门，看到那位大叔手里还提着一把菜刀：
“没事，我来帮你杀。”
好在，那段最艰难的日子终于还是过去了。
Alice的父母，最终从死神手里挣脱了出来，但不可避免地，身体素质比以前差了。
现在，Alice每逢周末，只要没事，一定会回父母家吃饭。
“只是他们还是很小心，戴着口罩，要等我先吃完，他们才动筷子……”
Alice还下意识地养成了一个习惯：
每次回家，都会拿出手机，给父母拍很多照片和视频。
很多很多。
三、顺哥的愤慨
顺哥说故事的时候，其实挺愤慨的。
因为他说的故事，正好是“人情冷暖”的另一个侧面。
疫情爆发的时候，顺哥正好在广东出差，直接被隔离了起来，所以整个疫情期间，他并没有在武汉。而且所幸的是，他的直系亲属里，并没有被确诊染上新冠的。
确诊的是他大姨。
让顺哥愤慨的，也是发生在大姨身上的事。
大姨是1月26日出现咳嗽和发烧症状的，医院去看一下，但很矛盾：
如果去了，医院那时候人已经多起来了，万一没病，反而感染上了怎么办？
但是，如果不去，万一错过了医疗的最佳时机怎么办？
按顺哥的说法，医院在封城的头几天都还是有床位的，但一是疫情爆发的速度确实出人意料，二是人们的恐慌情绪也在不断蔓延。
顺哥用了“医疗挤兑”这个词——武汉的医疗体系在最初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堪一击，但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，武汉的医疗体系瞬间就被冲垮了。
最终，医院检查。
当时武汉已经封城了，但如果小区没有确诊病例的话，还没有封，不过公共交通已经没有了。大姨的丈夫身体一直不好，且家里也没有车。于是，大姨想到了自己的儿子——儿子家有车，可以送她去。
然而，大姨等来的回答是：不方便。
儿子说不方便，是因为儿媳说不方便。千言万语背后的潜台词，大姨也明白：
万一感染了他们家怎么办？
大姨只有一个儿媳，因为儿子是独子。
1月27日，寒风凛冽，大姨一医院。
那时候，医院已经是人山人海了，当天可以查血象，但因为试剂不够，做不了核酸检测，拍片也要等好几个小时。大姨有些担心没事反而被传染，所以也没拍片，只是开了点药，拿了个“发烧待查”的诊断，就回家了。
回家后病情迅速加重，没办法，1月28日，大姨自己又医院检查，终于排队到凌晨，拍到了片子：很典型的“毛玻璃”症状。
医生的诊断是：临床确诊患者。
大姨的天也塌了。
那段时间，医院早就一床难求，家里的亲戚四处托关系，但都没有用。大姨在家族群里用语音描述自己的感受：
“喘不过气……喘不过气……我感觉自己要窒息了……（剧烈的咳嗽）”
顺哥说，他作为外甥，在群里看到这些话真的太揪心了，但因为自己人在广东，实在是帮不上忙。
最终，家里人托到了一个关系，医院现场排队等，只要有床位就可以安排住院。
这时候，大姨的身体已经垮了，医院？
儿子还是说，不方便。
最后，是顺哥的小姨站了出来：
“姐，我开车送你去！”
小姨的决定，也遭到了她自己家里人的反对，理由只有一个：
“如果你姐家没有孩子，你义不容辞，我们完全支持你！但现在人家有自己的儿子，你去干嘛？”
但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
最终，小姨开车，医院。
1月31日，大姨终于住进去了。确诊。然后是吸氧，打球蛋白，再加上一些其他药物，症状明显好转。
所幸，大姨最终还是康复了。
家族群里一片欢腾。
只是，有两家人的关系再也恢复不到从前了。
据顺哥说，一开始，大姨家还和儿子家还有点联络。
现在，已经基本不再联系了。
4、小磊的日记
小磊说，他可能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夜晚。
那天晚上，在自己家楼下，他脱得浑身精光，然后上楼回家。
那晚的前一天是1月23日，小磊睡了个懒觉，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“医疗物资互助群”。
群里的主体，是在北美的华人。这个群的创建人，是美国排名第一的梅奥医学中心的一位华人科学家——他了解到武汉的疫情严重，想召集海外的华人，第一时间为武汉，为中国捐赠最紧缺的医疗物资。
群里的海外华人都行动了起来，不停地在捐款和筹集物资，但同样面临一个问题：
物资到了武汉，谁来对接？
小磊说，他在群里看了一整天，有一位武汉的大哥自告奋勇，从接到送，医院，送了一万个口罩。
但接下来，还有八万个口罩送到了武汉，等人去接收。
有人在群里呼吁：
“有没有本地的小伙伴，能一起来做志愿者帮忙运送吗？”
92年出生的小磊，立刻在心里算了一笔账，后来他把这笔账写到了当天的日记里：
第一，新闻里说，危重症一般都出现在40岁年龄以上的人群中，我还年轻；
第二，如果我不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还有什么资源或能力能贡献我自己的一份力量？
第三，我目前手头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完成吗？
当时根本没想太多，小磊立刻打下了三个字：
“我报名！”
小磊说，他的父母知道了他的决定，没有支持，但也没有反对，就叮嘱他一定要小心。
1月24日，除夕。
小磊赶到了集合地点，发现有不少报名参加的志愿者，已经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到了。
任务很简单：等货到了，按分工分头运送给武汉一线的31家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。
要求也很简单：注意防护！只有志愿者保证自己的健康，才能做更多的事！
大家分头行动。
那一夜，寒风凛冽。
小磊说，他在搬运物资的时候就想：如果是往年，肯定是在爷爷奶奶家，和所有的亲戚一起，面对菜式丰盛的餐桌，听着窗外的爆竹声，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但年的那个除夕深夜，小磊搬完物资，饥肠辘辘地来到自己家楼下的时候，小区万籁俱静。
他默默地把浑身的衣物脱了个精光，放到了事先妈妈摆到楼下的一个箱子里，然后上楼回家——为了避免感染到家人，在没有更好的防护措施下，他只能这么做。
他说，这一个除夕夜，他过得最孤独，但却又最不孤独。
他说他忘不了，后来有一天凌晨两点，那个群里有人发了条：又到了一批物资，需要紧急运送，有人现在能出来帮忙吗？
凌晨2点，一下子来了40多人。
那是一种让人顿时感到温暖和希望的感觉。
对了，其实那天在写参加活动的理由时，小磊还在日记中写下了第四条理由，是个自问自答：
——“如果因为这件事，我把自己这条命搭在这里面，值得吗？”
——“值得。为了在这么大规模的灾难中救助更多的人而死，对得起我受过的培养。”
5、闻闻的手艺
闻闻说，那段时间，她已经快哭瞎了。
闻闻的医院的医生，一直坚持专家门诊到大年二十八，回家后发现自己好像有点不对：腹泻不止，好像也有点热度。
作为医生，闻闻的妈妈回家后立刻进行自我隔离：不允许女儿和自己一起吃饭，晚上住进了另一间房间。
闻闻的爸爸在美国，当时已经回不来了。
大年三十，医院拍了片子，确诊感染。
当天，妈妈就搬出了家，自我隔离了。
那天晚上，闻闻一个人在家，对着电视屏幕前正在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，放声痛哭。
和不少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一样，闻闻觉得那段日子太难熬了——她在这一头，患病的妈妈在那一头。
闻闻是个美食达人，每天都要翻着花样吃，但却从来不会烧——以前有妈妈，现在妈妈不在身边，只有靠自己了。
第一天烧饭，闻闻就把电饭煲给烧坏了。
妈妈和她在
“现在支撑我的最大的动力，是每天教你怎么做菜。”
在最初的那段居家隔离时间里，闻闻天天哭，没事就刷微博和朋友圈，然后又看到了互联网上很多情绪化的表达，继续哭。
终于有一天，她想通了：戒社交媒体，一个字都不看。
慢慢地，她的情绪平复了下来。但多出来的时间，她干嘛呢？
她和另一位朋友发起了一个叫“斑马救援团”的组织。
武汉封城，一举一动都牵动人心，当时每天从外省，包括外国，都有很多捐赠的医疗物资进来，但物资到了武汉，“最后三公里”成了一个问题：官方机构也有人手紧缺的问题，不可能及时配送全部海外志愿者的捐赠物资，那谁来帮忙医院以及医护人员的手中？
“斑马救援团”从封城那天起，就开始了义务承担部分对接工作：将口罩、护目镜、防护服以及各种医药用品、生活用品，在第医院和医护人员手中。
整个过程对接中华慈善总会和蓝天救援队，阳光透明，所有记录有存档可反馈。
在那段时间里，闻闻觉得自己快累垮了，有时候嗓子哑得连一句话都讲不出，但是，她却觉得无比的充实。
在那段时间，闻闻也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温暖：
“在隔离的那段日子里，我的食材都是周围邻居和物业送来的，他们也知道我家的情况。每次一开门，门口总是有一堆食物就静静地躺在那里，那种感觉，真的忘不了。”
最终的结局还是让人欣慰的：妈妈痊愈了，回到了闻闻的身边。
而让闻闻感到欣慰甚至骄傲的还有另一件事：
“斑马”，在武汉话里其实是一个略带贬义的语气词。
但是因为“斑马救援团”，这个词给武汉人的印象改变了。
6、小乔的爸爸
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小乔的一家在乌鲁木齐。
去乌鲁木齐是因为小乔的姐姐结婚，一家人去参加定在大年初四的婚礼的。然而疫情爆发后，所有的聚集性活动都被禁止，婚礼自然也被推迟了。
更糟糕的是，小乔一家也被困在了乌鲁木齐，回不了家了。
所幸，因为筹备婚礼而准备了大量的食材，大家在这方面倒也没什么担忧。一家人在姐姐姐夫家吃了年夜饭，团团圆圆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然而，在同一屋檐下相处一段时间没什么，把时间线拉长，一些平时根本不是问题的小问题，就会慢慢积累起来。
比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小乔的父母开始慢慢念叨“想回家了”。而小乔和姐姐觉得这是不可抗力，多说有什么好说的呢？父母反复问“何时能回家”，子女被问烦了，态度难免就有些差了。于是，父母认为子女不理解自己，而子女认为父母有些无理取闹，双方为了一些小事，就会争吵起来。
小乔的父母之间也开始闹了别扭：父亲有些生活习惯不太好，烟也抽得凶，母亲免不了要数落他几句，又爆发了争吵，双方的情绪都非常糟糕。
那确实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：
姐姐姐夫家的房子不算小，平方，但毕竟住了5个人：夫妻两人睡一间，父母住一间，小乔在书房搭了个床。大家除了最基本的话之外，都不会多说什么，基本处于“冷战”。
那段时间，小乔的父亲每天都睡不着，半夜里一个人跑到楼道上去抽烟，烟屁股很快就塞满了几大罐子。
小乔自己也知道，其实疫情封闭隔离期间，他们家的情况，在很多家庭中也发生过——没有生离死别，没有轰轰烈烈，但平时看上去完全不会有问题的一家人，足不出户一起“关”上几个月，大家的情绪管理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。
3月下旬，终于解禁了，小乔和父亲先回了湖北：先飞到济南，然后搭了返回湖北的一位热心网友的车，一路开了回去。
小乔说，当时微博有个#滞留在外的湖北人#话题，很多湖北人就在下面留言互相帮助搭车回家，平时素昧平生的人，在那时候特别相互信任。
因为姐姐怀孕了，小乔的母亲就留在了乌鲁木齐照顾，直到上周才回来。
小乔专门开车去机场接的母亲。
那天，父亲留在家里，烧了好多菜。
小乔说，父母见面的时候，可开心了。一家人重新恢复到以前其乐融融的样子。
一片小乌云过后，依旧晴空万里。
7、ZOE的舅舅
ZOE说自己故事的时候，提到了她舅舅。
她说自己的故事其实很平淡：整个疫情期间，她就一直呆在家里没出去过。
ZOE的父母都是卫生系统的。医院的，在疫情期间参加精准扶贫工作，被派到了偏远的农村驻村，宣传防疫知识，整个疫情期间都不在家。
母亲是疾控中心的，从事宣传工作，大年初一就上班了，整个疫情期间早出晚归，连一天休息也没有。
ZOE说她在疫情一开始的那段时间，过得糟透了。
医院看到很多事，每次晚上回家总是心情不太好，ZOE说，这时候她就会成为“撒气筒”：
“各种找茬数落我的不是，还说我像老鼠一样，慢慢把家里的粮食库存给吃完了……”
ZOE也想过给爸爸打电话诉苦，但电话那头的爸爸语重心长：
“你妈妈压力大，没人倾诉，你要理解，你们要和睦相处……”
ZOE不是不知道这道理，但她其实碰到的问题和小乔差不多：疫情封闭期间，每个人的自我情绪管理都遭遇了挑战。
于是ZOE就说到了她的舅舅。
除夕那天，舅舅一家好好地全家擀面包饺子，舅舅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擀面，舅妈说了他几句，舅舅忽然就发了脾气，就不理舅妈了——整个疫情封闭期间，完全“冷战”。
“当然，我相信之前他们之间也有各种小问题，但放到疫情这个大环境下，一下子就爆发了。”
ZOE自己也碰到了问题。
第一个月，她每天在家没事就刷微博和朋友圈，感觉自己的情绪起伏很大，有种被网上各种情绪“带着节奏走”的感觉，每天过得浑浑噩噩。
从第二个月开始，她下定决心，戒社交媒体，开始做一些自己以前想做但一直没有去做的事：每天打卡健身，记录饮食，按计划看书，画画，然后每天都会记手账，写下点点滴滴：给家里做清洁的成就感，看到家里金鱼感受到的生机，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正能量……
“我想稳定自己的内心，多感受些正能量，让自己每天积极地面对生活。”
让ZOE颇为自豪的一件事是：因为饮食规律和认真健身，在家里宅了3个月，体重减掉了整整12斤。
现在回想起疫情期间的事，ZOE说她其实很感激自己的父母：
“我爸爸春节不能和家人团聚，在农村条件又很艰苦，还要远程协调我们母女的矛盾。我妈虽然说我是‘老鼠’，但那段时间每天很早起床，在出门上班前给我变着花样地炖好各种汤：排骨汤，牛腩汤，丸子汤，鸡汤……就怕我营养不足……”
“其实我和我父母在疫情期间的故事很平凡，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很伟大。”
对了，至于ZOE舅舅和舅妈的故事，最后的结尾是这样的：
疫情封闭一结束，舅妈就决定搬出去住，开始四处选电器家具。
一直“冷战”的舅舅给舅妈发了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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